北京字画拍卖公司字画线上免费鉴定

书画作伪简述
有比较才能鉴别。要知道真，知道假。
伪造书画，历史甚早。据记载，东晋时代的张翼，就摹仿过王羲之的书法。六朝时代，已有人员负责鉴定书画。宋代开始，书画作伪流为风气，到了明清，愈见盛行，有所谓“后门造”“臣字款”（以上北京地区伪造品）、“苏片”“山塘片”“钦家款”（以上苏州地区伪造品）、“绍片”（绍兴地区伪造品）、“扬州造”、“上海造”、“广东造”以及“詹货”（明朝浙江詹仲和及其子孙的伪造品）、“长沙货”、“开封货”等名称

模仿伪造。同时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启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齐白石等，本人在世时就有模仿品，传到后世，鉴别不易。近代绍兴有人利用赵之谦用剩的旧信䇳，伪造赵之谦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对来说，后人仿古人，因为时代风格不一样，鉴别比较容易些。我们工作中碰到的大量伪品，纸绢用染色、烟熏等办法做旧，艺术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连真迹也没有看见过，就瞎写乱画，例如1949年前《名画》印出的所谓北宋米芾《白鹅换书图》，上面有苏东坡、唐伯虎、王石谷、恽南田等人题字，凭空杜撰，毫无根据，笔墨恶俗不堪，这可算是伪品中的劣品。仿古伪作，水平高下悬殊，1949年前《金石书画》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图》，好像气息很旧，实为近代张大千伪造。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临摹本，如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列女图》等，虽非真迹，仍有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代笔。也叫作“捉刀”。历史上君臣、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代笔的事例屡见不鲜。多数情况是出于书画家本人因为请求的太多，应接不暇，只好请别人“捉刀”。例如明代董其昌叫赵左、珂雪、赵泂、吴振、吴翘、叶有年、沈士充等人代笔；清代金农叫项均、罗聘、陈彭等人代笔；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等等。严格讲，代笔经过本人同意，不能算作伪品。同时，代笔的作品中也有本人添过画笔或自题名款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例如《文物》1981年第8期介绍的金农《梅花图册》，我认为是罗聘的代笔，每幅题字则出于金农之手。这件作品画假字真，梅花虽属代笔，但有艺术水平，不能与伪品相提并论。

时代风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约作用，为我们鉴定书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把好时代风格关，大量伪品就在这道关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据实践经验，时代风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传世作品绝少，且不谈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祯至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时代风格由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汇总而成。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风格不能脱离时代风格，同时也看到书画家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五代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北宋两位画家）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元朝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里，既说明了山水画从唐代到元代几次重大变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荆、关等14位画家在画风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