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聚宝荟艺术品鉴定中心 时间:2024-11-11 16:40:44 [举报]
模仿伪造。同时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启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齐白石等,本人在世时就有模仿品,传到后世,鉴别不易。近代绍兴有人利用赵之谦用剩的旧信䇳,伪造赵之谦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对来说,后人仿古人,因为时代风格不一样,鉴别比较容易些。我们工作中碰到的大量伪品,纸绢用染色、烟熏等办法做旧,艺术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连真迹也没有看见过,就瞎写乱画,例如1949年前《名画》印出的所谓北宋米芾《白鹅换书图》,上面有苏东坡、唐伯虎、王石谷、恽南田等人题字,凭空杜撰,毫无根据,笔墨恶俗不堪,这可算是伪品中的劣品。仿古伪作,水平高下悬殊,1949年前《金石书画》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图》,好像气息很旧,实为近代张大千伪造。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临摹本,如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列女图》等,虽非真迹,仍有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揭二层。把近代书画在夹贡纸上的笔酣墨饱的作品,揭开来分为上层、下层两张,利用下层纸笔墨渗透痕迹做假,参照上层纸原迹,添笔补色,再加盖图章,冒充真迹。这类伪品,纸面起浮毛,笔墨色彩也异样,落笔处墨色重,行笔处墨色轻,星星点点,浓淡悬殊,总不太自然。还有些作伪者,利用稀绢本书画后面的托纸(即“命纸”),经过加工,以假充真。
有没有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下面再进一步分别谈一谈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国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着、发展着,它具有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书法来说,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书体各不相同,时代风格一望而知。唐代以来,书体齐备,即使同一书体,时代气息也各不相同。
绘画方面,先成熟的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要到五代才开始成熟起来。在题材内容上,五代以前,人物画为主;元代以后,山水画为主;宋代是山水、人物画并盛时期。在表现技巧上,五代以前,色彩为主;元代以后,水墨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交辉时期。
书画艺术的时代风格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鉴”与“考”的作用
鉴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鉴”就是比较,“考”就是考证。
要比较就得看实物,多参观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进行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通过反复比较,逐步认出时代、个人的风格特征。
许多书画鉴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经验。有些经验比较具体,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流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出现“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现“仁兄大人”一类的称呼,等等。这些具体经验,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具体经验。
还有些经验,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具体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较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
初学书画鉴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具体经验容易接受,对于概括性经验则感到难以捉摸,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的体会,鉴定一件书画,概括性经验比具体经验更为重要。特别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体经验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经验。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局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各种唱腔的流派。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习鉴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比较,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鉴别。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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