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斗彩瓷器鉴定瓷器上门收购电话

鹿纹是一种反映原始渔猎生活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唐代长沙窑有青釉鹿纹褐绿彩注壶，小鹿体态轻盈，边跑边顺盼，是的佳作。宋代缂丝上的天鹿纹移植于瓷器，典型纹饰如定窑白釉盘上的印花鹿纹，画面上两只长角鹿奔跑在枝叶缠绕的花丛中，只鹿回首张望，后一只鹿追赶呜叫。
清雍正 粉彩蝠鹿纹小杯 （一对）
 磁州窑枕面上所绘鹿纹动态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间漫步、或卧于灌木中惊望、或立于路途上徘徊，线条流畅写意。明代晚期流行以谐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纹样，鹿纹作为“禄”的替代形象常与蝠(福)、寿桃组合成“福禄寿”吉祥图案出现在青花瓷器上。乾隆朝创烧的粉彩百鹿纹尊，把鹿纹的人文含义推到了，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较多。

瓷器出窑久了，经过多年的老化，其表面的釉面光泽、釉层质感就会和刚出窑时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岁月痕迹。这种痕迹，是通过釉内和釉表面的物质分子析出而形成的反射光、折射光变异，以及历年以来摩挲使用而形成的皮壳包浆等各种因素组成形成的，行里称之为“釉光”。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蓝浦《景德镇陶录》
清景德镇人氏蓝浦原著，六卷，后经弟子郑廷桂增补为八卷，另加入卷首《图说》和卷尾《陶录余论》共十卷，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异经堂刻印刷出版（四册一函）。

陈浏
陈浏,字亮白,号寂园叟,江苏江浦人,生卒年不详。清朝末年,陈浏曾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每日与友人往来唱和,鉴赏古董。该书即是他将日常所见瓷器及个人鉴赏瓷器的心得结合当时商业方面的霈求与价值所作的笔记,尚未归纳整理;但对于瓷器的形制、釉色、款识、颜色等方面的描述及鉴别颊有见地,对于今天研究某些品类的瓷器及对外贸易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