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单的鸭纹和以鸭主体的组合纹饰。鸭纹多配以荷莲或芦苇,更奇者与雄鹰相配。宋代受中国花鸟画题材影响,瓷器上的鸭纹为丰富,定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多以此为装饰题材,画面上多是两只或四只鸭成双成对,周围莲草相问。尤以老鹰逐鸭为精彩,黑鹰从天飞扑而下,一鸭仓皇逃窜,一鸭急钻入水,尚露腚尾,水花四溅,芦苇摇曳,画面真切动人。
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波鸭纹六棱碗
广义上包含以蝴蝶为主配以其他内容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立的蝴蝶纹。受宋代花鸟画成熟的影响,瓷器装饰中花鸟虫鱼题材大增,蝴蝶纹开始盛行。宋瓷上蝴蝶纹多取蝴蝶对飞纹样作圆形构图。典型器物有明成化斗彩团蝶纹罐、万历五彩花鸟花蝶纹蒜头瓶等。雍正以后瓷器上还盛行一种瓜蝶纹,即以瓜蔓与蝶纹相配,谐音“瓜瓞”,习称“瓜瓞绵绵”,寓意子孙万代连绵不绝,乾隆粉彩瓜蝶纹瓶即为代表之作。
北宋 越窑蝴蝶纹粉盒
此器为扁圆形,盖稍鼓,盒身子口,直腹下折,圈足外撇,圈足内施釉,并见垫烧痕。盒盖上鼓,盖面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刻划蝴蝶卷草纹,外区划一周流云纹,构图严谨规范,刀法流畅简练,蝴蝶纹细腻传神,盒身素面无纹饰。
盒内外通体施青釉。此盒为妇女用来存储胭脂香粉等的物件,是宋代常见的器形,造型小巧精美,做工较,为越窑烧造。
《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中所有类似藏品(《中国陶瓷全集宋(下)》,第74页,图30),两者均饰蝴蝶纹,可资比较。
参阅:《中国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74页,图30更多历史拍卖纪录。
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包含以狮为主的组合纹饰,如狮子与绣球、狮子与人物等。入宋以后盛行狮子与绣球的配合纹饰,习称“狮球纹”。南京博物馆藏明永乐至宣德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狮纹琉璃建筑构件,狮作为佛教中的护法神出现,造型奇伟,制作。其他典型器有“永乐年制”篆款青花压手杯,杯心绘画双狮滚球,为永乐压手杯的上品。
明宣德 青花狮纹抱月瓶
配铜镀金瓶口、颈、耳。直口,颈中部圆鼓,刻变形蕉叶纹及缠枝花卉,口边左右饰如意绶带耳,刻草叶纹饰,线条自然流畅,构型佳好。
其余部分瓷质,溜肩,扁圆腹,圈足,足底无釉。胎质细腻洁白,釉质清莹厚润。腹两面主题纹饰各以青花绘制双狮,中心为一绣球,狮子身缠绸带,绕球相戏,活泼可爱,妙趣横生。瓶身侧绘青花缠枝花卉,缠枝勾连细腻优美,花卉鲜妍。青花发色浓重明艳,笔法流畅自然。整器古典端庄,器形稳重而不失秀美,
圆硕而扁平的瓶体与优美空灵的双耳搭配,视觉上达到平衡。造型张弛有度,丰富了自上而下的曲线。抱月瓶外形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域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用以挂于马鞍之侧,民族特色。
初见于唐代三彩器上,元代盛行。白马又称玉马,特征是两膊有火焰。元代常在瓶、罐上部的云肩形纹饰中绘白马海水纹,习称“海马纹”。如元青花大罐的肩部所绘海马纹,画一匹两膊火焰上飘的白马,不加渲染,配以蓝线勾画的起伏不断的海浪,加强了白马的神奇感。
清康熙 素三彩海马纹碗 (一对)
是龙纹的一种,因其构图上以龙和云组成而得名。龙为主纹,云为辅纹,龙或作驾云疾驰状,或在云间舞动。始见于唐宋瓷器上,如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瓶上的云龙纹、宋定窑印花盘上在祥云间蟠曲舞动的龙纹等。元、明、清瓷器上云龙纹更为多见。
瓷器出窑久了,经过多年的老化,其表面的釉面光泽、釉层质感就会和刚出窑时有所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岁月痕迹。这种痕迹,是通过釉内和釉表面的物质分子析出而形成的反射光、折射光变异,以及历年以来摩挲使用而形成的皮壳包浆等各种因素组成形成的,行里称之为“釉光”。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通过观察彩釉的析出层(色彩浅淡的纹饰周围釉彩析出层很少,肉眼难以观测得到,但用湿手一抹,在薄薄的清水层上立即便浮现出来。新瓷没有这种特点),以及眼观手摸细辨釉光,从而不至于买假上当。正是由于这种鉴识釉光的“门秘术”,才使得自己在各式“高仿”之前捂住了腰包,免遭无谓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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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