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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伪简述
有比较才能鉴别。要知道真，知道假。
伪造书画，历史甚早。据记载，东晋时代的张翼，就摹仿过王羲之的书法。六朝时代，已有人员负责鉴定书画。宋代开始，书画作伪流为风气，到了明清，愈见盛行，有所谓“后门造”“臣字款”（以上北京地区伪造品）、“苏片”“山塘片”“钦家款”（以上苏州地区伪造品）、“绍片”（绍兴地区伪造品）、“扬州造”、“上海造”、“广东造”以及“詹货”（明朝浙江詹仲和及其子孙的伪造品）、“长沙货”、“开封货”等名称

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覆盖在古代法帖或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马脚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较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尔也会碰到这类伪品。还有毫无根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书《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

揭二层。把近代书画在夹贡纸上的笔酣墨饱的作品，揭开来分为上层、下层两张，利用下层纸笔墨渗透痕迹做假，参照上层纸原迹，添笔补色，再加盖图章，冒充真迹。这类伪品，纸面起浮毛，笔墨色彩也异样，落笔处墨色重，行笔处墨色轻，星星点点，浓淡悬殊，总不太自然。还有些作伪者，利用稀绢本书画后面的托纸（即“命纸”），经过加工，以假充真。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些经验，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具体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较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
初学书画鉴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具体经验容易接受，对于概括性经验则感到难以捉摸，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的体会，鉴定一件书画，概括性经验比具体经验更为重要。特别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体经验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经验。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局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各种唱腔的流派。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习鉴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比较，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鉴别。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