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瓷器真伪鉴定瓷器上门收购电话
北宋 越窑蝴蝶纹粉盒
此器为扁圆形，盖稍鼓，盒身子口，直腹下折，圈足外撇，圈足内施釉，并见垫烧痕。盒盖上鼓，盖面以凸弦纹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刻划蝴蝶卷草纹，外区划一周流云纹，构图严谨规范，刀法流畅简练，蝴蝶纹细腻传神，盒身素面无纹饰。
盒内外通体施青釉。此盒为妇女用来存储胭脂香粉等的物件，是宋代常见的器形，造型小巧精美，做工较，为越窑烧造。
《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中所有类似藏品（《中国陶瓷全集宋（下）》，第74页，图30），两者均饰蝴蝶纹，可资比较。
参阅：《中国陶瓷全集 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74页，图30更多历史拍卖纪录。
这种釉光，润而不燥，光从内发，釉面光泽蕴润如玉，与新瓷上耀眼的浮光不同。即使是新出土的老窑，其釉内略变土色，而釉表仍是光洁莹润的，与伪作的土锈水冲即净不同。这种釉光，亮而不火，是一种带有深度感的亮反光，决不像新瓷那样仅止于器表很亮的“火光”，没有深入釉层的折射光，即行里人所谓的“贼光”。
就算是出窑后历经数都未开过封的“库货”，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有一层深厚如玉的润光，断无刺目之感。这种釉光，用手抚摸，润滑不涩，新瓷则总有涩手和毛刺的感觉，摸起来有轻微的“沙沙”声，感到有灰尘一样。
釉光是瓷器“质”的表现。现代的作伪者，无论采取高压蒸煮或用浆砣、布轮磨擦去光，或用氢氟酸涂蚀釉面再用烟尘染旧等等，都是仅可改变其“形”而难变其质，无法做到真正的以假乱真。这些伪制措施，在实施抽时，即留下了诸如釉面缺乏层次、干涩呆板、手感生涩，在放大镜下可见酸咬微孔或规则划痕等等鉴别证据。
通过观察彩釉的析出层（色彩浅淡的纹饰周围釉彩析出层很少，肉眼难以观测得到，但用湿手一抹，在薄薄的清水层上立即便浮现出来。新瓷没有这种特点），以及眼观手摸细辨釉光，从而不至于买假上当。正是由于这种鉴识釉光的“门秘术”，才使得自己在各式“高仿”之前捂住了腰包，免遭无谓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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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浏
陈浏,字亮白,号寂园叟,江苏江浦人,生卒年不详。清朝末年,陈浏曾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每日与友人往来唱和,鉴赏古董。该书即是他将日常所见瓷器及个人鉴赏瓷器的心得结合当时商业方面的霈求与价值所作的笔记,尚未归纳整理;但对于瓷器的形制、釉色、款识、颜色等方面的描述及鉴别颊有见地,对于今天研究某些品类的瓷器及对外贸易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许之衡
饮流斋说瓷》
许之衡，字守白，广州人,生年不详,卒于1925年。许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等，在中国古代词曲的研究上颇有成就，著有《中国音乐小史》、《中国戏剧研究讲义》、《曲律易知》等书。该书是他在吸收前人陶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全书共十篇,即概说、说窑、说胎釉、说彩色、说花绘、说款识、说瓶罐、说杯盘、说杂具、说疵伪。此书条理性强,文字简练，尤其是对某些瓷器品种的名称、釉色的分类详细之至。尽管研究陶瓷不是许氏所长，但该书对瓷器鉴赏的阐述却有不没之功。书中考证也有失实之处,如“年窑”应为“年希尧”，作者误订为“年羹尧等。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
